我国出现公共体育场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0多年如今，在我国每一个城镇、大城市，除了学校的操场之外，在街区中还有数量不等、规模不一的公共体育场，包含跑道、足球场、篮球场，并附设体育器械供人们选择——从早晨到夜晚，锻炼的人们络绎不绝，不同级别的运动会、比赛也时常举办，形成了全面健身、全动的良好局面。
这是我国政府发出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号召并大力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结果。公共体育场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，其作用不言而喻。但是，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公共体育场的历史并不长，仅仅100多年。
顾名思义，体育场就是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。但是，中国古代并没有公共性、面向大众的活动场所，人们活动身体的场所很封闭，主要是演武场、演武厅、箭道、箭圃；无论是游戏还是开展军事训练，对场地的要求也是不高的——只需开阔、方便施展身体就行。
时间到了晚清9博体育官方，列强入侵，把西方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国。众所周知，西方有竞技体育传统，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繁荣就可一见端倪。西方人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租界，把赛跑、足球、网球、体操等经济体育运动带入中国。
为了方便本国侨民在租界中找到家的感觉，他们修建了很多运动场。比较有名的如天津英租界的跑马场、英国球场（今新华路体育场）、民园体育场、意国花园溜冰场；香港的大球场、跑马场等等。这些体育场只允许西方人、侨民学校学生和少量华人进入，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不开放的，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造成冲击和困扰。
冲击和困扰的来源，与近代“体育救国”思想有关。面对列强安在中国人头上的“东亚病夫”耻辱称号，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，必须改变这一现状——只有让中国人强壮起来，才能让民族精神振奋，才能对抗西方列强，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，而各类西式体育竞技运动，如足球、篮球有助于培养国人团结协作、拼搏奋斗、坚韧不拔等意志品质，是改造国人“愚弱贫散私”问题的重要法宝。
虽然在许多新式的学校里，开设了大量体育课，但是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，没有掌握任何一项运动技能，没有接受系统体育教育的机会，迫切需要面向社会开放的体育场，也希望有专门教体育的社会机构。20世纪最初的20年，在社会名流、知识分子的推动下，建设给中国人自己用的体育场开始提上许多大城市的市政建设日程。
经过晚清时期的普及，西式体育运动在中国民众中间有一定的市场。一些报刊杂志上已出现了关于西方公共体育场的介绍，当时叫做“公共游戏场”。作者呼吁在学校外设立类似西方的公共游戏场。如年1905年《教育世界》刊登了《德国之游戏场》，详细介绍了德国各个城市儿童游戏场分配于全市市民，每一千人所占面积的数字。王正廷主编的《进步》1911年刊登了署名为方一的译著《公众游戏场之必要》（见下图一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体育教育家致力于向民众普及体育知识，他们写了十几本关于“如何开办体育场”的书籍，供各地的教育局选择使用。
尽管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战火纷飞、动荡不安的时段，多数时候政府管制失灵，但在如上述言论所构成的推动下，修建公共体育场未曾中断，这是一项贯穿了北洋政府、南京政府的政策，具体形式就是制定法律。
关于体育场的法律，大大小小有十几种之多，如1915年10月4日教育部颁发的《请饬各学校注重体育组织课外运动部并于省城内筹设公众运动场》、1919年教育部颁布的《推广体育计划案》、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《宣传及推广公共游戏场案》及20年代的《国民体育法》《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程》等等。
法律的制定起到了一定效果，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宁波、南京、成都等大城市内相继建立起公共体育场。据1936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统计，1936年中国已经达到1800个。按照不同的等级，有中央体育场、省市立公共体育场、县立公共体育场的体系。按照场地设备，有简易体育场、非简易体育场。
体育场建立起来，活动是必不可少的。以天津市立体育场为例，1928年建立之初，全场设有一块足球场、两块篮球场、两块排球场、一块径赛场、两块网球场以及沙坑、双杠、游戏场，到了1933年还架设了溜冰场。
人们不会打球、溜冰也不要紧，体育场有专门的“指导员”负责讲授知识。这些体育场，其实是政府教育局下设的开展社会教育的机构，和现今的设置略有不同。体育场有场长、指导员、总务员和勤杂工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妥妥的公务员。这些员工专业水平高，均毕业于专业的体育院校，还有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，种种设置都是为了方便指导普通百姓学会体育运动。如天津体育场场长傅镜如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体育科，曾在多地任体育指导；第三任场长刘海寰从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曾在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学习，指导员田矩曾则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。四川万县公共体育场刘慎旃毕业于浙江体育专门学校，1935年担任全运会四川总领队，写有《体育》《国术统一之意义和希望》等5种书。
在一些城市，体育场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，频繁举办运动会，几乎周周有活动。1933年到1935年，天津体育场举办过：民众业余运动会、市民健身运动会、田径对抗赛、体育场公开业余排球赛、民众业余运动会、市体育场足球赛、冰上运动会、市民健身运动会、公开脚踏车赛等等。内容庞杂、面向大众、毫无限制门槛的运动会，的确吸引了很多观众和参加者。他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，都会在报纸上刊登预告、比赛成绩，形成了体育领域的一道风景线。
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不一样。上海1915年建立的西门外体育场实行会员制，需要经过介绍才能入会；“凡年龄在十三岁以上品行端正有正当职业者均得入会为会员”。这个体育场还提供小型的训练课，如同当今的少年宫一般，如1919年开始召集9至14岁儿童入场练习，教授体育、拳术。上海公共体育场还发放常年入场券、临时入场券，通过奖励手段吸引民众来参加体育运动。据统计，1917年上海公共体育场开场后，仅仅四个月，就吸引917人入会。
公共体育场在中国出现，为普通老百姓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了方便。各式各样的活动、运动会的开展，在强身健体的同时，也丰富了业余生活。围绕建设与运行公共体育场，培养了一批体育专业人员，他们不仅在学校中教体育课，也到社会体育场普及体育知识，这些场长、指导员成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体育工作者。公共体育场也把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发扬光大，一些指导员由著名武术大师担任，如刘德生就曾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长期担任这一职务，致力于开展武术的训练。
但要注意的是，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建设体育场运动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戛然而止。拥有浓厚体育氛围的天津体育场，1937年之后运动会数量就大大减少，场地也挪作仓库之用。20世纪上半叶，军阀混战、北伐战争、中原大战、抗日战争相继发生，时局不稳往往使各级政府推动指定的法律不能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，有识之士的主张往往都落空了。当时许多人提倡，把体育场做成和图书馆、美术馆一样的能够使民众增长知识的场所，还要设置图书室、母婴室，但都没有实现。
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，对公共体育场场地设备的建设、组织机构的健全、事业的运作都是极大的阻碍，这也是我国近代体育无法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。